杨思伦
（中共红河州委党校  云南红河  661199）
摘 要：202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人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本文从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高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源并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命题讨论，最后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唯一道路的结论。
关键词：辩证唯物论；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杨思伦（1985--）男，哈尼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共红河州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千秋伟业计，百年恰似风华正茂，现在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不由得引出一个永恒的哲学之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铿锵之声震撼人心，引发了笔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考。先提出一个设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读者有异议吗？但这种论述的后半句表达不够精准。这句旧表述[1]，主要是受到西方线性思维和苏联教条主义思维束缚而得出的一种表达。
一、用辩证唯物论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来源
美国学者莫里斯在他的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这样表述中国的现代社会：“在现代中国，存在着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相分离的趋势。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由此也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中国社会的支配地位。”[2]他接下来又写到：“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是现代中国的本质特征。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3]。这种表述是实事求是的。
秦以后，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农耕文明政治实体。中国的演化有着自身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内部治理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秦汉以来，中国通过郡县制与科举制的实施促使自己逐渐成长为一个上层由文人士大夫，下层由乡绅地主共同统治的政治实体，从中而来的文化影响至今延绵不绝——由古代的“士绅执政集团”（进为士、退为绅）演变为现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从组织形式上讲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话语中的“执政党”）——这种情况导致历史上数次新兴起来的商业阶层要么与集权政治合流；要么始终被压在社会的中下层。不可能像中世纪后大航海时代来临时的欧洲那样：在无所继承的多元化，相对有活力的社会阶层中；在所谓的罗马皇帝与教皇、封建君主与封建领主贵族之间的政治博弈中长袖善舞，最终取得上层建筑的统治权，进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扩张至全球直到今天。
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历史描述的那样——“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孕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4]——在现代中国独立存在的政治权力中的精英分子则来自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反叛者，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以中共为例子，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周恩来出身名门望族，彭湃出身广东的大地主等等，这些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中国传统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的优秀文化基因，在接受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腹地的欧洲大陆那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的新学说熏陶之后（具体是列宁主义），依靠与本国工农群众的结合，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运用一种社会意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存在。
这是对辩证唯物论的最生动的历史（社会）实践演绎。它的历史意义今天来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极其的重大。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解接受将直接决定今天的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与坚定信仰。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定义出来的社会主义，它们之间在理论渊源上是有联系的，但是在实践渠道上又是有所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国自身历史演变因素与世界历史发展因素的交织共振影响。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源头在于：承认、理解并掌握辩证唯物论。所以，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辩证的道理。我们从欧洲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从文明腹地产生出来的新思想并不能使其逃脱被自身固有矛盾所吞噬的宿命。春秋战国时期，之于黄河文明圈的卫、晋国如此（商鞅是卫国人）；21世纪的今天，之于地球文明圈的欧洲亦会如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自于19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人阶级斗争）。
二、“资本主义”是欧洲社会发展中的特有产物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对欧洲地缘政治整合的历史贡献：“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6]可以说这是自查理曼大帝短暂地统一西欧后的第一次，而这个历史进程一直在进行中。站在前苏联的“尸体”上，如今的欧洲已然成为欧盟也有了欧元，但是各国的财政无法统一，他们始终差着“临门一脚”。曾经的欧洲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但是当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流干了鲜血之后，才猛然发现欧洲的整合已经被美洲大陆的新教徒死死按住了，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庆幸而无奈的英国贵族。为什么会这样？
早期欧洲的君主国，王权在谋求其自身的政治扩张中求之于资本的力量，却最终深陷囹圄无法自拔成其傀儡。国王需要统一的国家，商人需要统一的市场，二者有了亲密的合作，但最终在欧洲大陆上商人制服了国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这个半岛型的狭长大陆也因此进入到了特有的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政治内卷之中，让美国人实现了“弯道超车”。欧洲能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而兴起，靠的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离，现今西方的困境也出之于此，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金融资本与债务资本双高不下，产业资本大量流失，美元币值被严重高估，联邦政府财政软弱无力，政治的力量已经被金融资本的力量深深控制。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反观我中华之演化，恰恰相反，此乃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强大政治力量，规范引导着资本的力量而为人民服务。笔者留意过互联网上的一些舆论，表达着这么一个意思：近代中国的落后应该由清王朝负责。表面上是在讨论历史问题，其实潜台词是：如果没有清朝中国人民就能过上“资本主义”的幸福生活。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外带挑起了内部民族矛盾。研究历史，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是发源于欧洲社会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对比来看，它与西方人殖民化、工业化有着紧密深刻的联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与中国所处三级地理台阶、五大气候带的地缘特征有着紧密关联。首先，因三级地理台阶海拔由高到低呈由西至东的分布，决定青藏高原作为世界第三极成为了东亚水塔，河流由西向东进入太平洋。其次，由太平洋季风、印度洋暖湿气流一同与西伯利亚冷空气于秦岭、黄河一代交汇形成季节性降水。最后，西东走向的河流与地球大气环流形成耦合效应。三者决定了依水而居的农耕村落必须形成水利灌溉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才能把季节性降水转化为常年可用水来保持农作物产量、维持人口数量并且利于防范因地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大洪水。因此，中国拥有的是精耕细作的水利灌溉单一农业（家庭单位），其经济活力属稳态型。它内在机制是劳力增密形成产出从而在中原内陆地区形成节省资源——劳力密集的技术路线，并形成上层建筑变迁的路径依赖。直至1840年被欧洲工业化进程所打破。反观欧洲，作为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其多受海洋性暖湿季风的影响。加之欧洲河流为南北走向，大气环流对其影响有限，鲜有洪水出现此为二。欧洲大陆特别是文明起源地希腊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被许多小山脉分隔导致没有地缘核心区此为三。欧洲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它的经济基础并非单纯农业生产而是海盗奴隶贸易并与地中海沿岸的水利灌溉农耕区——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形成贸易交换，其有葡萄、苹果种植业再到中世纪时的畜牧业加入，最终形成以小麦为主食的次生混合农业此为四。综上可得，欧洲自有文明以来长期是一个散漫的社会结构，个体理性强于公共理性，奴隶种植园（农业劳动强度与人身自由呈正比关系）加畜牧场的混合农业占重要经济地位。
因此，欧洲拥有的是早期由农业城邦文明派生的靠占有奴隶劳动的海洋殖民贸易以及后来粗陋型混合农业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其经济活力属相对活跃型。它内在机制是资源增密形成产出从而在一个半岛次大陆地区形成节省劳力——资源密集的技术路线，并形成上层建筑变迁的路径依赖。随着因“白银逆差”促成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这条技术路线被极限放大而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可以这样理解：大航海后新大陆的发现一方面刺激了欧洲奴隶制殖民主义的复兴；一方面原料与市场的放大在人们劳动生产链的两端深深地刺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作为人类社会制造出来的第三个异化物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说，殖民化、工业化、资本化以及全球化是一体四面的，千万不能割裂地看待。
一般来讲，所谓的“传统”与“外来”都只是人类历史或者某一文明实体发展时间线上的相对概念。就中国自身来看以1840年近代以来作为时间参考系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主义”的这个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这些思潮都是在以殖民化为特征的第一次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由处在工业化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传过中国来的。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是地中海文明圈的海盗掠夺奴隶（slave）贸易文化。中国的土地上长不出独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为我们是地球上仅存的原住农耕民族。中国是内陆大河农耕文明；西方是半岛海洋贸易文明。贸易是说轻了，其实质是有组织的反人类犯罪。当然作为西方文明的健康因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些思潮又巧妙地与中华“小康”、“大同”的理念有某种相关契合。综上所述，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要走只能走社会主义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规制。
三、结论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因此，党内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犹疑；社会上对于中国资本主义道路的耿耿于怀、伤春悲秋可以休亦！现今的中国，历史形势是好的。人们与其天天纠结过去，不如好好把握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保持战略定力、守好战略底线，对内按照《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远景目标》的内容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对外抓住十五年的战略机遇期以整合亚欧大陆为战略目的，在进一步联合俄罗斯、积极争取欧盟、有效分化“五眼”联盟的条件下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运作，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工作。
总之，历史的发展就是起起伏伏，兴衰交替。“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8]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名党员面对未来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积极面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的内外挑战！

注释：
[1]在《中国共产党简史》[M].新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第14页
[2][3]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毛泽东身后的中国》[M].北京:中央党校编译室，1989第234页
[4][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8-307页
[5]北宋，张载（1020-1077）
[8]老子.《道德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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