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天运  杨 超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黑龙江流域“四小民族”之一。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以及对生存环境的选择适应性，达斡尔族的分布呈现出小聚居、大散居的局面。达斡尔族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关于世界文字的起源问题，中外学界早已形成“图画（或文字画）——文字”这样一个文字起源的公认模式，而在达斡尔族现有史料中，目前尚未发现与“图画”或“文字画”有关的文字记载，因此难以追溯达斡尔族先人使用的文字。

文字可以使语言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传于异地、留于异时。有了文字后，人类才进入到有典有册的时代，才由蛮荒时期过渡到文明时代。故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历史、文化等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不能以书面语言的形式永久保存下来，无法在书面语的基础上完整地承继本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财富，完善本民族的教育体系，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因此，达斡尔族一直葆有创制民族文字的初心，在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摸索探求创制本民族文字的途径。下面本文便尝试从三个方面对达斡尔族文字的创制与更迭进行阐释。

1 清代达斡尔族创制的借源文字—达呼尔文

“达呼尔文”的创制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有较为深厚的人文社会基础，更是与达斡尔族所处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大环境息息相关。达斡尔族与满族的频繁交往为“达呼尔文”自发创制于达斡尔族民间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交往包括上层社会与民间两个层面。首先从上层社会来看：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均对满语满文极度重视，并推出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用以维护满语满文的权威语言地位。正所谓“上行下效”，清朝的官员们自然也十分重视满语满文的学习。达斡尔族作为北方人数较少的民族，其精英欲在清庭立足，势必要学习满语满文，高度重视满语满文的语言统治地位；在民间，清政府通过大力推广“国语骑射”以加强其政治统治，进而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八旗学堂”，以教授当地少数民族子弟学习满语满文。而当地少数民族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也充分意识到学习满语满文的重要性，如此，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官学和达斡尔族地区的满语私塾逐渐普及开来，为达斡尔族培养了大批精通满语满文的知识精英。

具备了一定的人才基础后，在达斡尔族民间快速兴起了独特的口译文学形式，精熟满语满文的知识分子开始口头翻译满文本的汉文经典文献，以满足达斡尔族群众文学欣赏与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进行口译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熟练掌握满语满文并长期接受汉文古典文献浸染的达斡尔族知识精英们逐渐具备较为丰厚的文学知识和较为深厚的文学素养，必然产生用达斡尔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强烈夙愿，随时可以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进行文学创作，正是在达斡尔族民间浓郁的文学创作氛围中“达呼尔文”酝酿产生了。敖拉•昌兴很有可能是利用“达呼尔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其从道光末年至咸丰年间用达呼尔文创作了《巡察额尔古纳河及格尔必齐河》、《驻守边卡》、《春节》等长篇叙事诗。

2 20世纪初至80年代达斡尔族创制的文字方案

满文满语在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后使用场合急剧减少，借用满文字母创制的达呼尔文亦不再活跃。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是不能没有文字的，于是达斡尔族的先知先觉者们试图借用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字字母来记录达斡尔语。由此，达斡尔文人先后制定出6种文字方案。

2.1 1916年的钦氏达斡尔文字方案

1916年，钦同甫创制了用俄文字母记录达斡尔语的方案，后世称之为“钦氏达斡尔文”。《达斡尔族百科词典》记载：“钦同甫毕业于布西师范讲习所，历任西布特哈总管衙门笔帖式、骁骑校、佐领，伪满布特哈旗公署教育科长。通晓满、汉、俄语。”^[1]钦同甫深知民族文字的重要性，在清代“达呼尔文”式微之后，积极探寻新的文字方案。该文字方案共有32个字母，钦同甫还曾用自己创制出的文字方案创作了乌钦。原来在莫旗文化馆保存有“钦氏达斡尔文”资料，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了，幸运的是，达斡尔族的著名记者，原内蒙古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主席、高级记者思勤于1962年在莫旗翻拍了6幅“钦氏达斡尔文”资料照片，并于1984年将其保存的珍贵资料照片提供给达斡尔族知名学者恩和巴图用来进行相关研究。^[2]资料照片中只有字母表和一些单词，无任何文字说明。此文字方案曾在达斡尔族布特哈地区得到推行，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2.2 1920年的郭氏达斡尔文字方案

1920年，郭道甫任蒙旗中学校长期间，提出用拉丁字母记录达斡尔语的方案，后世称之为“郭氏达斡尔文”。国内没有保留任何文字资料，恩和巴图根据鮑培1931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达斡尔方言》一书（鮑培是1927年在乌拉巴托期间直接同郭道甫研究过达斡尔文字问题并做了记录）才找到了“郭氏达斡尔文”的字母表和文字样品。^[2]此方案于 20 世纪20、30年代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和布特哈等达斡尔族地区试教推广，取得了一定效果。据郭道甫的学生阿·恩克巴图、额尔很巴雅尔回忆，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到处追踪郭道甫的学生，称郭道甫创制的文字方案为宣传“赤化”的工具，并禁止推行。^[3]

2.3 1928年的德氏达斡尔文字方案

上世纪20年代，德古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同样用拉丁字母创制了达斡尔文，学界称之为“德氏达斡尔文”。《达斡尔族百科词典》记载：“德古来，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日本长崎商业高等学校，通晓汉、满、蒙、英、日、俄等多种语言文字，”^[1]可见，德古来既有在国内外知名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又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整个达斡尔族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由此，1928年，德古来通过改变拉丁字母读音及其形式的方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拼写达斡尔语的方案。该方案有a、b、c、d、［e］、e、f、G、g、J、h、i、j、k、l、m、n、o、p、q、r、s、t、u、w、y、z等字母。德古来曾用该文字方案编写了《达斡尔文字课本》，在日本东京石印成册之后寄回国内进行授课推广。匈牙利至今保存有“德氏达斡尔文”课本，恩和巴图根据1977年布达佩斯出版的李盖提《1928-1931年中国蒙古地区考察报告》一书中的一张照片资料归纳总结了“德氏达斡尔文”的字母表及其读音。

2.4 1930年的沃氏达斡尔文字方案

20世纪30年代中期，齐齐哈尔地区的沃文德对郭氏达斡尔文字方案进行了改进，在其基础上增加了2个字母，创制出由6个元音字母和21个辅音字母构成的文字方案，学界称之为“沃氏达斡尔文”。沃文德曾据此编制《达斡尔蒙古大众文字》，但没有任何资料流传下来。《达斡尔族百科词典》记载：沃文德毕业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通晓汉语、蒙语、英语和日语”。1946年8月，出任黑龙江省蒙古初期师范学校校长。^[1]沃文德曾在全国民优级小学高年级试教该文字方案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后因日伪统治者的限制，沃氏达斡尔文被迫终止了教学推广。^[3]

2.5 1956年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达斡尔文字方案

1956年6月，全国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决定为达斡尔族创制文字。在内蒙古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党组，成员有乌如喜叶勒图、安自治、蒙和、吴自新和苏荣扎布5人。在乌兰夫的亲自过问下于1956年12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达斡尔语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文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傅懋勣派来的两位代表、苏联专家托达耶娃、蒙古专家塔尔哈以及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各界达斡尔族代表一百多人。会议中，虽然有学者提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方案意见，但最终举手表决通过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字母形式的，以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纳文音为标准音”的文字方案。^[2]

2.6 1980年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方案

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成立以后，首先抓的工作之一就是制定了《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并获得有关部门的首肯认可以后于1981年公布施行，作为记录达斡尔语口语的辅助工具。达斡尔族知名学者恩和巴图为了把《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变成文字而作了种种努力：1979年底，恩和巴图将其与斯尔古楞、巴图宝音撰写的《关于创制达斡尔文字的意见》随同恩和巴图的《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提交给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1983年8月，恩和巴图将《创制文字的一次试探》的论文提交给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1984年5月16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郭布罗润麒、周有光、傅懋勣联名提交创制达斡尔文字的提案，根据落实提案的要求，内蒙古达斡尔学会提出了《达斡尔文字方案》（草案）。在此期间，内蒙古达斡尔学会多次认真研究了文字问题。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不仅是记录达斡尔语、整理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达斡尔族文人进行文艺创作的主要辅助工具。莫旗地区还曾组织专人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编写达斡尔语会话课本在学校进行教学，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编写的课本后经全国蒙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正式出版。这是达斡尔族保存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重要举措，是达斡尔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3 20世纪90年代以后达斡尔民族文字的规范

为搜集整理敖拉•昌兴等人留存下来的文字文学遗产，以用其来记录达斡尔族语言资料，抢救达斡尔族的口头文学和口译文学遗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恩和巴图等人便开始考虑对创制于清代的达呼尔文进行规范，以建立用规范的达呼尔文书写的《达呼尔文文库》，使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遗产变为有形遗产，易于永久保存、传承与发展。恩和巴图认为，书面语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标准语，书面语的拼写必须是统一与规范的，因此必须改进和规范达呼尔文的正写系统，使其成为兼具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文字系统。而前提则是确定该文字所依据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即1956年在创制达斡尔文字时所制定的“以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纳文音为标准音”的原则。《达斡尔文字方案》由于各种原因虽未能最后得以批准，但是所制定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原则还是有用的。这个原则的确定是在全国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上由与会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制定的，是符合达斡尔语的实际情况和达斡尔族长远利益的科学结论，完全可以继续用来作为达斡尔族文字的创制原则。正因为如此，1981年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达斡尔学会首届年会之际，由前来参加会议的黑龙江、新疆代表和内蒙古学会共同讨论重申了继续延用这个原则。恩和巴图认为，这是非常明智和切合实际的决定，唯有这样才能符合达斡尔族语言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符合达斡尔族的长远利益。恩和巴图遵循此原则进一步规范了清代“达呼尔文”的正写系统，他首先归纳研究了清代“达呼尔文”的拼写系统，于1994年发表了《关于达斡尔语满文拼写法》一文，对清代“达呼尔文”的拼写法进行了文字理论方面的总结，又于1996年完成了《达呼尔文正写法》初稿。^[2]

4 结语

达斡尔族文字的创制、更迭与规范具有横纵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横向的断代性。无论是清代“达呼尔文”，还是20世纪的6种文字方案，都与彼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达斡尔族在与满族的频繁接触过程中，借用满文字母创制了达呼尔文；20世纪初，钦同普、郭道甫、德古来、沃文德深受达呼尔文的创制启示，纷纷借用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字字母创制民族文字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达斡尔文字方案；改革开放以后，受“汉语拼音方案”的启发，创制了拉丁字母拼写方案，即“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方案。第二，纵向的承继性。20世纪初的三种拉丁字母文字方案之间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达斡尔文字方案与钦同普文字方案联系紧密；改革开放后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方案更是在20世纪初拉丁字母文字方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的达斡尔族文字规范又回归到以清代“达呼尔文”为对象。总之，达斡尔族文字的创制、更迭与规范反映出了不同历史时期达斡尔族文化的特质与一贯。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人创制的诸多达斡尔文字方案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方案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该方案是由国家组织实施并给予充分认可的。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达斡尔文字方案，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方案，都与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息息相关。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民族文化的传承，达斡尔族人也越来越意识到保存自己语言文字与保护自身文化的重要性。达斡尔族文字方案的前景定会越来越宽阔。

参考文献

[1]满都尔图.达斡尔族百科词典[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2]恩和巴图.达斡尔族的文学语言和文字问题——在内蒙古达斡尔学会《纪念敖拉•昌兴先生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M].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2011.

[3]吴刚.达斡尔文字的发展历程[J].满语研究,2015(01).

作者简介：苏天运（1980—），女，黑龙江双城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杨超（1977—），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黑龙江地区达斡尔族汉字使用现状调查与规范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8YYB177；2019年度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创新人才项目《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聚居区汉字传播研究》（13540924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