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林
长沙市委党校，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是建党先驱们在建党实践中的精神凝结，更是全党永葆先进本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支柱。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内涵着“崇理务实”“心忧天下”“踔历敢死”和“忠诚担当”等精神内核，培育了湘籍建党先驱群体。伟大建党精神与湖湘文化在精神内核上相互契合，湘籍建党先驱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正是通过湘籍建党先驱的建党实践融入了伟大建党精神之中，成为伟大建党精神重要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湖湘文化；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 D2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首次概括了的伟大建党精神，并将其定位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1]分析湖湘文化传统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关联，对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伟大建党精神与湖湘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
湖湘文化是“包含了湖湘学派在内的、有悠久历史的一种地域性文化”[2]，内涵着“崇理务实”“心忧天下”“踔历敢死”“忠诚担当”等精神内核，与伟大建党精神高度契合。
1.1 “理与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实现真理与理想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风雨如晦、国运飘摇的近代中国。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但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推动着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它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指出了人类社会“两个必然”的基本趋势，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我们就把握了历史发展大势，站在了历史制高点上；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坚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复杂现象，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就拥有了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及动力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更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统一。
湖湘文化自古有着注重哲理思维和强调经世致用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自觉高度一致。其中的哲理思维，集中表现为对社会、对人生“大本大源”的哲学思考。但是，湖湘学者在大力宣扬道、性是“天下之大本”，是“天地之所以立”的本体依据的同时，对许多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提出了批评，主张“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体现出“理学经世派”的特色。[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与“实”、“体”和“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在湖湘先贤这里通常是统一的：“保卫名教、收拾洪杨”的口号背后是“扎硬寨、打死战”的行动，提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的同时是“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的务实。
1.2 “义与利”：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彰显勇担责任的民族大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可见，政党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因此，衡量一个政党是不是先进，关键就看它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代表一家一族、小圈子的利益。近代中国社会，“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然而，为“一姓之尊荣”者有之，为“一党之独裁”者有之，致使“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5]危急存亡之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把民族大义扛到了自己的肩上，把历史重任勇敢地担负起来。也正是以人民幸福为初心、以民族复兴为使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集团、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才拥有了自我革命的勇气，才能凝聚起最磅礴的历史合力。
湖湘文化自古有着强烈的“心忧天下”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湖南是昔日的“屈贾伤心地”：屈原在湘西北流放了十年，却始终关注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他的这份爱国热情对三湘大地影响深远，“化及千年，此州之士，尽洗蛮风，登诸华琰”；贾谊被贬长沙，写下名篇《吊屈原赋》，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跃然纸上。近现代以来，大批湖湘子弟以挽救天下危亡、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谱写了高昂的爱国之歌：魏源振聋发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疾呼震惊了万马齐喑的时代；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与悲壮唱出了湖湘儿女高亢的家国情怀；青年毛泽东更是喊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6]的民族最强音。
1.3 “生与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凸显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中国革命所要面对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还要面对强大的封建反动势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站在了真理、理想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全党的精神状态也就成为了下一个决定因素。人固有一死，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回答的灵魂之问。一百多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冒着“封锁、搜查、追杀”的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出席了党的一大，成功完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长期处于严峻的革命环境之中，370多万革命英烈在斗争中牺牲，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坚信“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新中国成立之后，19.7万多志愿军战士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壮烈牺牲，1800多名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中献出生命，他们以“自身舍得”换来了“人民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8]
湖湘文化既有孔孟之道统，又有“蛮民”之血性，养成了湖湘子弟踔历敢死、生当尽道任事、死要取义成仁的“霸蛮”精神，与“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斗争精神高度一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曾国藩“屡败屡战”、左宗棠“抬棺进疆”，二人虽是书生，却都以“霸蛮”的血性打出“无湘不成军”的盛世威名；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图强慷慨赴死，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呼唤国人觉醒；在早期湘籍党员中，杨开慧牺牲时坚持的是“牺牲我小，成功我大”，缪伯英病危时遗憾的却是“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何叔衡、陈树湘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选择的是“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4 “公与私”：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诠释忠诚奉献的政治品格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对党员个体来讲，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是集体，都是“公”，每位党员都是党组织的一员，必须服从组织决议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同时，每位党员也都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9]如果说“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侧重的是党员个体内在精神上的自我突破，“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侧重的则是全体党员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纪律要求。绝对忠诚需要铁的纪律来维系，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把“愿成为忠实党员”作为入党的重要条件之一[10]1，党的第一部党章则明确提出“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10]167，这两个“绝对服从”后来完善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0]162，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正式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并要求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把“群众路线”上升为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11]。“四个服从”的政治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政治路线，成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纪律约束和党性要求。
湖湘文化素有舍“小我”为“大我”的传统，恤民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是源远流长，在他们身上，“不仅具有敢于挑战、敢于反叛的叛逆性人格，同时对自己内心倾服的精神理念、社会权威，又表现出特别的忠诚，具有一种特别鲜明的忠诚人格”。[12]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流寓湖湘的士大夫，一方面对朝堂上的权势集团表现出一种任性孤傲的反抗与叛逆，另一方面又绝对忠诚于内心的“道统”、绝对忠诚于人民。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种叛逆背后的绝对忠诚有着深入的同情性理解，认为表面的“悖论”背后是内心深处对国家人民的“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近代以来的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共和群英”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也恰恰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共和理想、对天下苍生的忠诚和热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建党先驱也都是旧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但当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13]
2 湘籍建党先驱在党的创建活动中的重要贡献
湖南是一片红色沃土，深受湖湘文化传统浸润的湘籍建党先驱，在党的创建史上、在伟大建党精神的锻造上，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2.1 从建党理念上看，湘籍建党先驱最早提出了建党主张及方案
1920年8月13日与9月16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蔡和森在信中向国内的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在信中明确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建党主张。蔡和森在8月13日的信中向毛泽东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党”“工团”“合作社”及“苏维埃”等“四种利器”，并把排在“党”第一位，将其定位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对中国的未来，蔡和森坚信“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在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就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以及建党原则。[14]56-58
9月16日的信内容更丰富，蔡和森首先用公式将俄国革命的突出特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取消国家”。[14]68接着向毛泽东介绍了各国革命政党的情况，并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并明确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4]74信中还以俄共为参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议:“(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76
收到信的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和见解极为赞同，在回信中说，“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4]77蔡和森所提出的建党主张和建党原则，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都得到了呈现，在党的名称、党的性质及入党条件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尽管蔡和森直到1921年底才回到国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仍被定位为“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前夕就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全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最早提出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符合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建党思想”。[15]
2.2 从创建过程上看，湖南人才群体为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党的早期组织看，长沙党的早期组织自不必说，在陈独秀主持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李季等重要成员都出身湖南，其中的李达担任过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并在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代理过书记职务；在李大钊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等主要成员也都是湖南人，由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从党的一大的召开过程看，参加会议的13名正式代表中，湘籍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及周佛海等四人，毛泽东不仅担任会议记录员，还代表长沙早期党组织汇报了工作情况；由于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都未能参会，李达不仅“承担了中共一大筹备工作”，同时还是“会议的实际组织者”，会议出现意外情况后，又是李达与夫人王会悟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由李达负责宣传工作。[16]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湖南印迹”。
3 结论
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真臂高呼“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17]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湖湘大地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湖湘文化，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三湘英杰。一百多年前，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湘籍建党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湖南人民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谱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也必将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续写更大的辉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21-07-02(02)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
[3]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52-5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6.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1.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8]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9.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67,162.
[1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2.
[12]朱汉民、郑翔高.湖湘士人的叛逆与忠诚[J].湖南社会科学，2016(3)
[13]许顺富.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党性修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98.
[14]蔡和森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58，68,74,76,77.
[15]李永春.蔡和森与中共创建的几个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16]雷国珍.论湖南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J].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1(7)
[17]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伟大建党精神与湖湘文化的内在契合性研究”（课题编号：XTKT2022103）；2022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伟大建党精神的湖湘文化基因研究”（课题编号：2022csskkt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凌林（1984--）男，湖南怀化人，长沙市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中共思想史。

编辑部投稿邮箱：tougao85@163.com  tougao58@163.com

编辑部投稿热线：029-87362792  13309215487

微          信：13032989651

编辑部投稿Q Q：693891972   1071617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