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娟 (中共浦江县委党校,浙江浦江 322200) 摘 要:家风具有独特的伦理约束和治理优化功能,是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在深挖郑宅镇江南第一家千年家风底蕴基础上,创新推出“1”个核心、“1”套标准、“2”张网、“3”个共同体的“1+123”家风建设新模式,围绕党建引领、网格管理、量化考核以及打造共同体等措施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方式,重塑教化空间载体,在提升治理主体素养、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等方面成效显著,有效化解和控制基层社会矛盾发生、发展,逐渐形成“家风带乡风、村里少纷争”的浦江实践,对探索实现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助力共同富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乡村治理;新时代;家风建设
中国是农业大国,地缘和血缘是人们基本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纽带,特别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不可忽视。德治建设的基础源于家庭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家风建设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实践也证明,家风建设是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新路,需强化家风建设。 浦江县郑宅镇“郑氏义门”,以孝义传天下,合族同居十五世,鼎盛时3000余人同居共食,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将儒家“孝义”理念融入168条家规《郑氏规范》中,涉及家政管理、子孙教育、为人处世等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文化典范。其“有序”“师俭”两大治家准则深受后世尊崇。当前,面对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如何立足地域实际,传承和发扬好地方传统家风文化,助力乡村治理,使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驱动力是一项重要课题。以“1+123”家风建设为抓手的浦江实践,是汲取本地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用中国智慧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浦江“1+123”家风建设模式的主要做法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强调“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德治效用发挥的前提是乡土社会。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亦或主客体等都发生了结构性变迁,要充分发挥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功能,亟需对原有家风建设进行现代化转型和重构。浦江在充分继承和发扬江南第一家千年家风文化基础上,以“1+123”家风建设为抓手,通过党建引领、网格管理、量化考核等措施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方式,重塑教化空间载体,推动基层治理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 1.“1”个核心——党建引领 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1+123”模式重在发挥“党建+”的核心引领作用,实现党的执政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有机结合,用“党建引领”助推村民自治,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产生。一是党建+网格。依托“党员+联系农户”网格,以家风传承为纽带,进一步激发党员带头示范作用以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群众带动起来,推动村民治理主体归位。二是党建+制度创新。统筹利用政府、社会资源与好家风指数,推出“党建+好家风指数”联动机制。不仅有对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指数”考核、对党员的“先锋指数”考核,还有针对普通群众的“好家风指数”考核,三者联动,最大程度避免“党员干部努力干,群众一边看”现象,丰富村民自治外延,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三是党建+服务。由基层党组织牵头,不断扩宽服务渠道、打造联动服务平台,推出“全方位”“全过程”“全人群”的“三全”综合服务网络,即涉及志愿服务、医疗保健、居家养老等内容的“全方位”,涵盖婚姻家庭、职业规划、临终关怀等内容的“全过程”和覆盖儿童、青年、老年等人群在内的“全人群”,打通引导村民、服务村民最后一公里(见图1)。
多元协同 “指数”考核联动 “三全服务”综合服务网络 利益协调
(图1) 2.“1”套标准——量化考核指标 工作的落地要注重实效和精准度。“1+123”家风建设最大亮点是将看不见摸不着的家风进行“量化”,推出“好家风指数”评价体系,既是评价标准,更是行为准则。一是出台“5+1”六大考评标准。在对郑氏家规家训改造、提炼基础上,将涵养新家风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出台“5+1”家风指数考评标准,以项目化、分数化直观评价群众家风。“5”为遵规守纪、邻里和睦、环境整洁、家庭和谐、诚信致富5项内容,各20分,总计100分。“1”为奖惩情况,好事迹会被村红榜表扬,或得到各级荣誉嘉奖、正面宣传报道;被黄榜曝光、通报批评的,分别视情况予以加减分,以此对村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二是设立“双向激励机制”。注重宣传,营造人人争先进,户户争上榜的良好氛围,如对“好家风农户”“最美家庭”“最美婆婆”的公开选举和表彰,从精神层面激发村民心中正能量,提升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使“共治共享”深入人心。三是制定四级评审评价机制。推出自下而上,由联系党员、家风评议团、村务联席会、镇党委政府组成的四级评审评价机制,层层递进。先由联系党员结合农户日常表现每半月进行评分,接着由指导员、主职干部、群团组织负责人等组成的家风评议团每半年对月度评分进行审核;在前两步基础上,由村支部书记主持召开村务联席会议,重点把关农户加减分情况,审定农户“家风指数”,经公示,上报镇党委政府;最后由镇党委政府召开班子会议,予以研究批复,确定县文明家庭户名单(见图2)。每村开辟“家风指数”公开栏,对考评全过程进行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监督。
每半月
每半年
(图2 四级评审评价机制工作流程表) 3.“2”张网——人情网+党员联系网 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员联系农户网格为抓手,将各辖区内农家划分成一个个小网格。每名网格长负责联系5~10户农户,发动群众共同做好网格内矛盾纠纷调处、民生实事帮扶、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一是人情网。牵头党员本身源于群众,同网格中其他成员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很多村民党员间还或多或少沾亲带故,更好地发挥党员能动性以及模范带头作用,把群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激发每位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热情。二是党员联系网。搭建村民+联系党员+村一级党支部+镇一级党委“四级”网格,形成自下而上纵向上的闭环。并在家风指数运用上,加大联系党员权重,由党员召集网格农户一同打分,便于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4.“3”个共同体——打造责任、价值、利益共同体 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发,需有一个共同导向。通过打造责任、价值、利益上的共同体,让村民、党员、基层党组织三者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是打造责任共同体。“堡垒指数”、“先锋指数”、“好家风指数”对应基层党组织、联系党员以及普通群众,三者联动考核、有机融合,使党群更加紧密,干群更加亲密,迸发强大社会治理创造力。二是打造价值共同体。“量化”考核使抽象的家风概念有了可操作性,“好家风指数”分值公开展示,“十佳好家风农户”评选表彰,乡村“治村公约”的“惩恶扬善”,以及“家风墙”“家风牌”的设立等,让先进农户成为道德引领高地,不断激励出党员群众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引领整个社会向上向美。三是打造利益共同体。“三项指数”考核和“三全”服务,把农户个体与网格整体实行有效“捆绑”,三者是利益上的共同体,农户不仅要求自已表现好,更要求在联系党员引领下带动和督促他人也表现好,推动网格内所有成员向好发展。农户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小家”,更关注村(社区)这个“大家”。 二、“1+123”家风建设模式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 “家风带乡风、村里少纷争”浦江实践实质是对“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的持续深化。2017年以来,浦江以“1+123”家风建设为抓手,实现对普通群众日常行为的量化和评价,通过“三项指数”联动考核,构建起全领域立体式考核评价体系,营造了“事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奖惩有决断”的乡村治理新格局。2021年浦江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 1.提升治理主体素养,奠定德治的主体基础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化解矛盾。乡村治理中,村民是治理主体,也是矛盾制造者和参与者,预防和化解矛盾的关键在“村民”。从主体角度上看,基层德治有效性取决于全体公民道德文化涵养的提升。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家风,其与生俱来的道德教化功能,最大优势在于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道德文化涵养。通过“1+123”家风建设,江南第一家千年家风蕴含的“忠”、“信”、“孝”、“廉”等传统美德进一步得到传播和发扬,引导人们懂是非、善恶、美丑,承担自身责任,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精神境界、培育了文明风尚。 2.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奠定德治的社会基础 基层治理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传统家风对家庭成员的社会行为具有较强约束力和感染力,通过家规、家训等载体,从修身齐家治天下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有助于匡正社风风气,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德治的社会基础。“1+123”家风建设,以党建为切入口,通过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先锋骨干作用和乡风文明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党风引领民风带动乡风,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乡村治理氛围,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环境。同样以郑宅镇为例,在推进小城镇综合整治工作中,得益于良好的社会氛围,仅用一周时间就顺利拆除屋顶太阳能和水箱2180台,一个月完成镇区农房降层350余间。2020年郑宅镇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是金华市唯一入选乡镇。 3.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奠定德治的价值基础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往往因个体差异导致公民核心价值观存在偏差而产生。家风不但作用于家庭成员,还影响着政风、党风和民风等社会风尚.从群体心态构建角度看,“1+123”家风建设坚持党建引领,以家风传承为桥梁,通过打造责任、价值、利益共同体,潜移默化地塑造、调适社会心态,在陌生人间建立一种情感纽带,克服“信任危机”,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推动民风社风构建,筑牢整个和谐社会的价值根基。其创新推出的“好家风·信用贷”被打造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样板。 三、“1+123”家风建设模式的实践启示 让清风正气充盈每一个乡村,让家教家风滋润每一个家庭,让乡村文脉传承到下一代,这是新时代浦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注解,亦是对共同富裕的企盼。“家风带乡风,村里少纷争”的浦江实践,以德治为切入点,用“1+123”家风建设串起政府、社会以及村民等多元建设主体,实现家风带民风转政风促党风的良性互动、家风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同频共振。 1.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 “1+123”家风建设模式的第一个“1”是党建引领,以人情网和党员联络网为依托,通过“堡垒指数”、“先锋指数”、“好家风指数”三项联动考核,有利于发挥好党员在基层治理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实现自治,激发“党员+网格”基层治理新活力;通过三全综合服务联动网络,把党员推到重点工作第一线,零距离对接群众诉求,让党的一切工作在支部有效得到执行,打通“最后一公里”。在有效服务农户、维护农户切身利益同时,更加紧密地把群众凝聚到党组织周围,让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2.紧扣“人民主体”构建治理共同体 当前,乡村治理难点、关键点在于把群众组织好、发动好。一直以来,乡村治理中,除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群团组织发挥效用外,党委和政府往往成为治理主体,而作为最重要主体的人民群众却常常“缺席”,一度成了不说话不干事的“隐形人”。“1+123”家风建设模式关键在全过程中突出人民主体地位,无论是标准制定、评比监督还是结果应用,农户全程参与。全程都有人民群众的影子、发人民群众之声、展现人民群众之力量,让人民有更多存在感、参与感和获得感,极大助推治理主体归位;并从责任、价值、利益上打造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加奖分”设置,更是激起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热情,构建治理共同体。 3.量化考核指标打造有效载体 随着家风助推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功能的进一步凸显,各地家风建设如火如荼,但缺少有效载体将无形的家风化为具体行动和抓手,助推德治落地生效。“1+123”家风建设在党建引领下,依托“好家风指数”评价体系,量化考核指标,确保有据可依;设立“双向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制定四级评审评价机制,确保公平公正,形成上下互动正式制度协同机制。在党委——政府——村民之间搭建桥梁,规范村民行为同时切实把群众组织调动起来,将政府合理引导融入民间家风文化养成的道德自觉,助推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 4.重构治理空间提升工作效能 从治理效能看,人口越多、规模越大,治理难度就越大,越难达到“善治”目标,因此在乡村治理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治理空间成关建。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基本治理单元是行政村或新型农村社区。2018年,浦江按要求完成行政村规模调整,全县行政村总数由原先409个减少到228个。意味着原有治理单元不管是人口还是规模都有所扩大,治理成本、治理难度随之上升,相应地越难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村级事务,满足村民需求。“1+123”家风建设模式,依托人情网和党员联系网,成立村民自评小组,由5~10户农户组成的村民自评小组成了基础治理单元。治理空间由村一级下沉到具体农户,实现治理单元重构,“微网格”带来“微治理”,从源头扼杀不安定因素,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村民自治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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